转帖：公益界的“国进民退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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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界的“国进民退”
(2013-01-27 14:16:00)本文原载《中国社会工作》

   

  一
      三十年来，围绕企业与市场的纷争可谓波澜万丈，激荡不已，当中的两大主角，自然还是国与民。“国”以国企、央企为代言，以政府为后台，“民”以民营企业为先锋，以民间资本为主力，两股力量时而联合中带着对抗，时而又在对抗中联合，联袂主演了三十年的市场经济大戏。“国”与“民”都曾在这场纷争中独领风骚三五年，也都曾短暂蛰伏蓄势待发，三十年来此消彼长，你进我退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
    如今，我看到国、民之间的这场进退游戏又将在社会领域上演，在公益界上演。如同我们早已看惯了的美国大片，演员换了一拨又一拨，场景也换了一场又一场，情节却没有太大的意外，无非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。这一次，“国”以官办社团为代言，以政府和二政府为后台，“民”的主力则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间组织、公益机构，乃至公益个体户。不同的是，由于有前车之鉴，双方实力又太过悬殊，这一轮的进退之争似乎正以更快的速度朝一边倒去。

二
    这场进退游戏首先始于近十年前的“社区之争”。想当初，一群初生牛犊的社工机构打着“专业”的旗号进驻社区，要与居委会为首的社区“原住民”切磋，碰撞是难免的，互相瞧不上眼的尴尬场景也时常出现。我还记的在2003年全民抗击“非典”初战告捷时，各个部门都在论功行赏，某地宣传部门却陷入两难：到底要不要突出社工机构在抗击非典、抚慰居民恐慌方面的作用？如果突出了社工，那将置社区和居委会于何地？置我们传统的、向来行之有效的体制于何地？今天看来，这担忧似乎有点多余，但其实在骨子里，很多人至今仍以此为忧。
    后来，社工机构不断分门别类，“社区之争”也开始朝纵深发展，老年社工机构与社区老年协会短兵相交，服务青少年的公益组织与学校、青少年署、团委干部等狭路相逢……官办机构们原以“皇帝女儿”自居，从不担心成为“剩女”，如今突然杀进来一批“外来妹”，要与自己争宠、邀功，不免就有点小压力，小怨气。政府主管部门也不解：原本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自己的孩子自己亲，现在却要民间组织一起来竞标？这算不算另一种“国有资产流失”？有一年，我曾亲耳听见某主管领导发牢骚，颇有代表性，他说：自家的鞭炮，为什么让外人去点？
    更有某些特殊领域，因为涉及“执法”，事关“稳定”，被牢牢抓在官方手里，如同交通、通讯、能源这些领域，因为“关系国计民生”,必须由亲生儿子独家代理，领养的、野生的孩子，哪有自己孩子信得过？公益和社工界同样有“国企”，这方面，司法社工是典型代表。
    但是大势难挡，一朝醒来，民间、公益、社工、专业化、社会化这些时髦词汇突然印在中央文件中，上升为最高指示，一场由上而下的去行政化运动于是兴起。官办机构们闻风而动，一夜翻牌，用这种成本极低、风险全无的办法，迅速取得了新一轮竞赛的资质，一时间，人人号称“纯民间”，个个自封“专业化”。刚刚还泾渭分明的国、民壁垒，突然间不分彼此了。与此同时，在“政社分开”文件的指引下，官办社团纷纷宣布与政府脱钩，回归民间。只是谁都知道，基因、血液上的藕断丝连，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。
    更有一些脑子灵活的部门，借由“培育社会组织”的合法名义，培植自己的附属机构，扩大自家的行政地盘，毕竟，增加编制、开办事业单位这些传统做法已经越来越难了，并且与改革方向相悖，而办一家社团或民非却易如反常，并且时尚。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“民间组织”，他们与自己的业务主管部门单线联系，只接受业务主管部门的项目委托，只拿业务主管部门给的钱，只在业务主管部门的行政管辖区域内开展业务，他们的会长理事长多由前业务主管领导兼任，他们大多有一个冗长的、有无数前缀的唬人名字，却很难让业务主管领导以外的人记住……

三
    公益界的“国进民退”仍在继续，“社区之争”之后，是“园区之争”。
    2008年上海浦东公益服务园试运行，旋即在全国掀起一股“园区热”，各种公益园、社会组织服务园、公益组织孵化园拔地而起。“眼球经济”、“注意力经济”时代，公益界同样奉行”关注度决定成功度”的原则，公益园区自然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，成为公益创业的“梦工厂”，为了成为园区的第一批“房客”，官办与民办组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进退攻守。
    浦东公益服务园在遴选第一批园区“房客”时颇花了心思，最终入驻的机构中，草根机构占多数，也点缀了几家官办机构。园区开张，两类机构立刻显出差别，官办机构多挂着威严的招牌，办公室里摆着整齐的红木桌椅，竖着高大的屏风，一眼望去，只见机构，不见人，按下门铃，半响出来一位神情肃穆的长者，问你:找谁？跟他们比，民办机构简直就胡闹，一家一个样，办公室窄小，凌乱，墙上花里胡哨，桌上杯盘狼籍，进进出出全是人，年轻人，个个带着笑，没大没小，没心没肺。两拨人在很长时间里不相往来，偶尔电梯里碰到了，气氛相当诡异。这官、民两类机构，原本相隔万里，如今成了近邻，面上和睦，暗中也在较劲，也算公益园区的一大景观。
    随后，公益园区遍地开花，几乎以“每月一园”的速度递增。问题是，园区有了，“房客”并不太多，开张之前，当地主管领导四处拉人入伙，装点门面，但毕竟民间组织储备有限，甚至一片空白，所以最终的格局，多半以官办的、传统的机构为主，民间组织倒成了点缀。对官办机构来说，入驻园区等于换了一间新办公室，甚或多了一间办公室，对民间组织来说，则可能是第一次有了一张固定的办公桌。官办机构凭着主场优势，往往占尽天时地利，抢占朝阳的、楼层好的房间，把民间组织挤在边边角角，可是，上面领导一来视察，优先参观的、领导驻足最久的，还是那几家民间组织。再后来，园区越来越多，能撑得起“门面”的民间组织却还是那几个，毕竟，园区好建，民间培育却要花时间，没办法，有些明星组织于是跑马圈地，狡兔三窟，生出许多“联锁店”、“加盟店”，以至于在每家园区都能看到他们的招牌。园区一片，机构廖廖，“园区模式”所带来的公益虚假繁荣值得警惕。

四
    “园区之争”还未见胜负，又一场争夺已经拉开序幕，这一轮争夺更具实质性，更接近“顶层设计”，因为它争的是公益界的至高点，我把它称之为“枢纽之争”。
    “枢纽型社会组织”概念一出，争夺已经或明或暗地开始，只是在这一轮争夺中，民间具有天然的劣势，官方则得天独厚，步步为营。枢纽之争的具体做法，一是建立新枢纽，如某地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、社工协会等等，毫无意外地由官方主办，不但主办，还从大到小派去一批退休官员，全面接管枢纽组织的法人、董事长、会长，行政部门对枢纽组织的管控，实现了“领导在职时兼职管、退休后专职管”，总之“终生监管”。退休官员入主枢纽组织，带来的不仅是行政化的管理思路，甚至还带来了残存和延伸的“行政级别”，前市长领导的协会当然是市级协会，前区长领衔的中心当然就是区级中心，枢纽型社会组织，似乎正面临自上而下全盘复制行政体系的“坏未来”。果真如此，那何必要培育社会组织？一个眼前的事实是，一些带有枢纽功能的民间组织，包括很多所谓“支持性社会组织”，立刻有了生存压力，枢纽型资源更加僧多粥少，官方枢纽出现后，民间枢纽不是多了一个合作伙伴，而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，甚至多了一个管家。
    二是转型老枢纽。所谓“老枢纽”，指老牌的工青妇、社文残等各种人民团体，他们是那个年代的枢纽型组织，如今要与时俱进，转变职能，更换身份，变成各自领域的枢纽型社会组织。这是好消息，但在这好消息中，我看到了坏的隐患：他们真能转变过来吗？还是新瓶旧酒、转而不变？他们的未来，是成为我们的知心大姐、青年领袖、劳工之家，还是变成新的垄断与利益集团，变成社工界的“中石油”、公益界的“铁老大”？

五
    公益和社会领域的国、民之争仍在进行，上述“三争”格局下，公益人才之争，资源之争，地盘、领域之争，乃至价值观之争，也就在所难免。前段时间微博上争论一个话题：社工伦理守则为什么要由民政部颁布，而不是社工协会颁布？如果由社工协会制订，是不是可以更专业一些？意识形态淡一些、爱国口号少一些？看来在社工伦理守则的话语权上，也存在国、民之争。不过依我看，事实更有可能是：此伦理守则恐怕原本就是由社工协会起草、民政部加工润色，他二者的关系，世人皆知，至于其中吸收了多少民间社工的声音，则不得而知。
    公益界的国、民之争首先是件好事，说明在社会领域，国与民有了切磋的平台，有了博弈的空间，有了进退的平衡；相比较下，更可怕的局面是：还未竞争，胜负已定。在特定阶段下，公益界的国进民退似乎也可以解释为无奈之举，是摸石头过河，只警惕经济领域的改革痼疾不要重演，不要演变成公益界的“阶层固化”。国、民本一家，但愿双方各有进退，各守边界，合理竞争，别忘合作，争的结局是共赢，而不是俱伤。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（本文载《中国社会工作》，转载请注）